原标题：民族学考研：现代公路使人们克服了交往的空间障碍，缩短了村落之间、城乡之间原有的空间距离，缩短了出行时间

  道路不仅是一个物质存在，还承载着重要的经济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对休溪羌寨而言，现代公路的进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主动脉”的进入，使休溪进入了公路的辐射区域，此时公路对休溪的影响是间接的；第二阶段为“毛细血管”的延伸,标准的现代公路修到了休溪，让休溪更为直接地受到了公路所带来的影响。现代公路使人们克服了交往的空间障碍，缩短了村落之间、城乡之间原有的空间距离，缩短了出行时间，提高了出行速度，使得现代化的发展能够借路上山。

  “乡村振兴，道路先行”，在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道路建设经常是政策的着力点，农村公路作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农村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快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以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快国家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普通国道低等级路段等建设，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推动“四好农村路”提质扩面，提档升级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提质扩面和乡村客运“金通工程”全面实现(2)。中国近年来急速推进的道路建设政策不仅收获了道路里程数的迅速增加，还引发了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上世纪五十年代，向川西延伸的成阿公路，打破了原有地理阻碍，让休溪羌寨被纳入交通网的辐射区域，休溪村民能够循路而出，通过打工增加收入；“5．12”汶川地震后，灾后公路建设使休溪羌寨直接与交通网相连接，因路兴起的旅游业，逐渐增强了当地与外界的互动，不但推动了休溪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休溪人民与外界的交流交往交融。现在，休溪羌寨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休溪村民不再羞于介绍自己的来处，而是骄傲于自己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骄傲于自己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通往休溪的现代公路，是致富路、发展路，也是民族团结之路。

  在涂尔干看来，空间是社会的建构物，空间所具有的情感价值、空间分类等社会属性皆源于社会(3)。福柯更直接地认为，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权力运行的基础，是权力的眼睛，更是一切权力要实现其功能的载体(4)。斯科特以巴黎的城市交通为例，认为由公路、铁路、运河等交通路线织成的路线网，是为了将沿途地区纳入中央的控制，欲说明现代交通网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网络，由此揭示道路背后承载的国家观念与权力控制的特征(5)。近几十年，路学(Roadology)虽然尚未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研究体系，但是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丰，极具借鉴意义。周永明以川滇藏区的公路建设为案例对“路学”具体的研究办法来进行尝试(6)。学者在道路研究中多将重点放到两个方面：一种原因是道路修建的目的以及修建主体的意图；另一方面是道路与经济、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道路在实现不同人群和区域互通互动之后，存在由权力控制和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碰撞引起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呈现了道路的修筑与空间、权力及文化观念等要素之间的关联(7)。故一部分学者觉得国家在考虑修建一条道路时，会站在国家便于管理与社会稳定的视角，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方铁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呈现了中原王朝借丝绸之路往边疆地区派兵、移民、设置管理机构以此实现国家权力渗透的过程，认为丝绸之路拓宽了中原王朝的管控范围，促进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维护了国家边疆的稳定(8)。赵旭东等学者将黔滇驿道视为“通道”，认为疏通黔滇驿道有助于推动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与地方的这种互动，促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格局(9)。道路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地方表象，路的修建对不同族群的生计方式、社会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道路带来的国家效应影响着百姓对国家的理解和评判(10)。道路的贯通对于道路的起点、终点以及途经的地方，都在潜移默化地使地方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11)。杨梅通过凉山彝区公路建设的案例指出，道路的修建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目的和意义，民国时期乐西公路的建设与民族国家建构密切关联，新世纪雅西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关，而在建的高速公路以及成昆复线与国家的稳定脱贫政策、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12)。道路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物体，道路与地方人群相结合，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特质。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道路不单是一个地方的基础设施，还能够带动各地方之间人口、物资、信息等方面的流动，是改变村庄与外界关系模式的方法之一(13)。于是另一部分学者将关注重点放在了筑路对经济、社会的多元影响上。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城镇的发展都与交通网络的发展息息相关，城市贸易体系网络由内向外辐射，最终延伸到依附于它的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化城镇，得益于该边缘地区与中心城区连接的道路(14)。鲁朗作为一个边缘社区就是借助川藏公路而实现了“旅游中心化”及去边缘化(15)。休溪羌寨作为边缘地区，因道路的连接被纳入大成都中心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受到“中心”的辐射带动(16)。羌峰村在道路发展的过程中被重塑的案例说明了道路的连通打破了地区间的隔离，一步步打开地方与外界交流的大门，扩大了地方与外界沟通的范围，地方与外界沟通的范围越大越快捷，村落发生变迁的涉及面也将越广，村落重塑的作用与效果也将更强(17)。休溪也是因道路的延伸与升级，逐步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休溪虽然没有邻近主干公路，只有一条乡道与外界相连，但这条乡道却使休溪连接上了外界的整个公路“网”，让原本位于偏远山区的休溪羌寨不断融入主流的发展进程。距离灾后重建结束已逝去多年，羌族地区迎来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方面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策略的时代机遇。在边远山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的大背景下，从地方的角度呈现道路的修建对地方有何影响，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本文旨在将道路这一物质实体作为线索，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考察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是如何借路上山的。从道路修建的目的与过程以及道路给休溪羌寨带来的具体变化，分析现代公路的修建对村落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羌族是中国西部一个仅有三十万人口的古老民族，自称“日麦” “尔玛”，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原本泛称华夏以西的游牧部落。春秋战国时期，羌人建立义渠国，此后与秦交战长达170多年，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融入秦国。而居住在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此后，羌人逐步发展和分化，一些西北的羌人迫于秦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18)。羌族人经历了数千年迁徙的历史，形成了充满特色的羌族民间传统文化体系。蒲溪沟人喜欢用“弟兄祖先的故事”说明自己的来历，故事称当时有几兄弟从黑水逃到这里，兄弟射箭分地盘，射到哪里就在哪建自己的寨子，于是就有了蒲溪沟的这几个寨子。

  休溪羌寨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蒲溪沟东南部(见图1)，海拔2570米，是典型的高山村寨。休溪羌民以农业为主，养殖业与采集业为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当地海拔高平均温度低，农作物一年只能种一季，农业产出少。加之山高地势陡，开垦出来的梯田坡度大，存不住水分与营养，种植出来的作物品质低。即使在今天人们采用了更先进的耕种技术，休溪农作物的品质与沟外的大多数地区也有巨大差距。河坝地区种植出来的莲花白一个能有七八斤，休溪的只有两斤多。

  羌族虽不种植大米，但大米却是羌族人日常饮食中重要的食物，从实用性看，大米的口感比玉米、青稞等口感更为细腻，且丰富的碳水能够转化为充足的能量。除此之外，大米还是“尔玛”用来区分不同群体的重要标准(20)。以前交通不便，大米运送进来成本比较高，能够吃上来自川西平原汉人地区的大米，说明经济条件算得上富足。获取大米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用洋芋或玉米置换，但是休溪的作物产量低且品质差，相应的能够兑换的大米也就不多，所以大米在曾经的休溪人饮食中占比不高，在吃大米的“尔玛”看来，休溪人就是吃玉米的“蛮子”。在服饰上蒲溪沟内外也不一样，沟外的羌族受嘉绒藏族影响较多，比如妇女的头巾都是搭在头上叫“搭帕子”，但蒲溪沟的妇女是“包帕子”。蒲溪沟内的语言与沟外并不互通，当他们与沟外的“尔玛”交流时说的是汉话，但是他们说得不如沟外人好，因此也被认为是讲话不清楚的“蛮子”。

  蒲溪沟这样的地方在他人看来就是穷山恶水，蒲溪沟山穷、人穷，本地村寨民众很受外面人的歧视。在国家民族识别之前，本地羌族自称“尔玛”，但蒲溪沟的人被叫做“尔玛尼”，也就是黑羌族的意思。清乾隆改土归流之后，理县的村寨民众被授命为光荣的清政府的屯兵，但蒲溪沟村民并未在此荣誉之列，过去打仗时，蒲溪沟的人只够背背子、背粮食。因此，过去理县薛城等乡的羌族可与临近的嘉绒藏族打亲家，但不愿与临近的蒲溪沟人结亲(21)。即使是在进入2000年后，蒲溪沟的人也时常遭到歧视。休溪老支书回忆起去县上开会的经历说到：

  “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去县上开会，分住宿的时候是两个人一间，我们分到跟朴头乡的住一起，他们不愿意跟我们住，嫌我们穷、不卫生，宁愿自己重新订房间或者开车回朴头也不和我们住一起。”(22)

  “其他乡镇的人想竞选村干部，都是为了有个身份好去拉项目做生意，但蒲溪乡的人竞选村干部就为了每个月能多一两千的补贴，蒲溪太穷了，导致眼界也比较局限。经济条件蒲溪乡排全县最后一名，村干部去县上开会也是穿的最破烂的。”(23)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